在老保定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有一位在外地干活的人是个“睁眼瞎”，委托回乡的朋友张三把50两银子带给目不识丁的妻子，还在纸上画了一只倒放的水筲、两只苍蝇、4只王八和两条狗，让他一块带回去。张三见信上没有写银子的数目，就起了黑心，回乡后交给朋友的妻子30两银子，自己吞了20两。
他自以为此事做得天衣无缝，不料那女人见到信后却说：“他叔，孩儿他爹信上明明写着给我捎回来50两银子，怎么这儿只有30两呢？”张三听后大吃一惊，慌张地问：“你怎么知道是50两啊？”那妇人不慌不忙地说：“你看，信上画的水筲即是‘捎’的意识，倒着放就是‘捎到’，两只蝇子说的是‘银子’，4只王八就是‘48’，两条狗就是‘2’，合起来就是‘捎到银子48+2’，不就是带回50两银子吗？”
这个故事既写出了不识字人的智慧，也写出了不识字人的难处。也亏了只是表述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再想着说更多的东西就需要写信了，因此人们创造了书信。
写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人们交流信息的主要方式，彩笺尺素，鸿雁传书，自古以来演绎出不少悲欢离合的人间故事。从古到今，有文化的人写信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而对于目不识丁的文盲来说，写封信把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自己的想法告诉远在外地的亲友却比登天还难。他们经常不得不求助于他人，于是，专门代写书信的行当就应时而生了。
代书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行当，早在宋代就有专门从事为人代写书信、诉状的专职人员，并传续了1000多年。
保定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之地，曾经是直隶总督驻地，在这里经商、做工的外地人自然也就特别多，代写书信也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行当。
代写书信的摊点总是摆在民信局前或闹市口，干这个营生的大多数是老人，戴着老花镜，面前摆着一张破旧不堪的小桌，桌上放着笔墨纸砚等书写工具，还有一块写着“代写书信”字样的招牌。桌子两边分别放着两个凳子，是供摊主和客人坐的。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为人老成稳重，从来不会对外人传扬别人信中所涉及的隐私。他们接待求助者时总是和颜悦色，以礼相待，遵照要求写信，字写得工整，语句通顺，内容详尽，字里行间颇见文才真功夫。
来人求写回信时，一般是先递上一个信封，上面有来信人的地址，里面有来信。代书者先是抽出信纸来认真地看一遍，然后低声细语地把信念给客人听，随后遵照要求写回信，用毛笔或钢笔由求助者选定。代笔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求助者具备口头表达能力，由他们自述，代书者一句不漏地照录；另一种是求助者不具备准确叙事能力，他们唠叨出想要传达的意思，全凭代书者自己揣摩，从而组织文字。
代书者要把求助者讲述中的口语变成让收信人明白的文字，遣词造句一定要准，还要符合收信人所在地的阅读习惯，所以有的是普通写法，有的是半文言文，有的用竖写格式，有的用繁体字。代书者还喜欢套用尺牍中半文半白的谦辞，如开头是“敬启者，见字如面”，结尾则是“余容后禀，善自珍摄”等，千篇一律，每封信都用得上。
写好后，代书者会给对方念一遍，如果求助者完全同意，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求助者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代书者还给予进一步修改，直到人家完全满意为止，然后再写信封。因为热情谦和，代书者能拉住一批常客，自然也就增加了收入。
说到收入，那只不过是微薄小利而已，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平信的邮资只有8分钱，代书者写一封信收费要视信的长短而定，通常也就是几分钱。当年生活水平低，这点收入也能养家糊口，日子虽清贫，但也到不了断粮挨饿的程度。
后来，全民文化水平提高了，“睁眼瞎”越来越少。上世纪80年代末，在保定西大街的廊檐下还能看到代写书信人的身影。
随着通讯手段的现代化，保持写信方式对外联络的人越来越少，代写书信的行当最终彻底离开了人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