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出生于哪一年，她自己也不清楚。每当我们这些孩子问及此事，她总是眯起不大的丹凤眼，定定地直视前方某个地方，茫然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
在奶奶去世后的数年里，我不止一次地看见父亲掰着手指头掐算奶奶的出生日期。那时，我们已随父母从部队转业回到河北老家涞水。
我从珍藏的手绢里摸出一块大洋给爸爸，那是奶奶生前留给我的。爸爸从大洋上的头像辨认出是袁世凯，由此大致明确了奶奶出生的年代——辛亥革命时期，但不知究竟是哪一年。
我上初中时学到了一个词——三寸金莲，奶奶粽子一样的小脚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父亲说，当年把奶奶从河北老家接到东北，恰是我大姐出生的1958年。作为军医的父亲母亲隔三差五要给病人做手术，间或值夜班，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们。我家4个孩子都是奶奶从小看大的，我最小，是奶奶的跟屁虫。
奶奶记得自己有个绰号——小机灵。我详实地了解奶奶绰号的由来已是20年后，那时我已成年。
利用清明放假的时间，我回到故乡——九龙镇大泽村，在亲戚的讲说中沿着奶奶当年的足迹走下去。
登石阶又走小路，我们来到村后山时已是气喘吁吁。亲戚家的三弟引路。这期间，奶奶的影像固执地在我的行走中“跳”出来——斜襟粗布黑夹袄，手缝的布扣子很是醒目，这是上世纪70年代中国乡村老人标志性的衣着。这几年由于开展扶贫工作，我逐渐地和村里的人们熟络起来，总会通过她们的衣着、举止找出奶奶的影子。
1975年的冬天，我们所在的辽阳市受到了来自海城和营口地震波及的余震。心有余悸的人们不敢回楼房睡觉，不约而同地看好家属楼后院的空地，准备搭建临时地震棚。
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奶奶的小脚好似生了风，一会儿带领我的大姐和两个哥哥去小树林里搬木桩，一会儿冒着危险跑回楼里翻找东西，亲自上手搭建地震棚。
镐头起起落落，奶奶的虎口磨出了血，她却丝毫不顾。姐姐哥哥快步跑过去夺下她手里的镐头。
入夜，奶奶叫来五号楼的王奶奶和孙女，挤进我家地震棚和我们睡在一起。因为她的儿子和媳妇和我父母一样都在临时医院里抢救伤员，没有时间回家，她家的地震棚没人搭建。
那一夜，我抓着奶奶包着纱布的手搭在胸前，生怕谁挪动一下身体会压到它。
多少年以后，在我扶贫的村子里，人们经常围坐在大槐树下和老奶奶们唠家常。我拉起她们一双双粗糙有力的手，便想起奶奶的大手，就有了十足的亲近感。
我们的脚步停在几处破旧的窑洞前，三弟说这是当年农民冬季烧碳时留下的，他讲述了那场战斗——
1943年的一天，在与日伪军激烈交战后，由于寡不敌众，小机灵和12名八路军伤员被困在大山沟里一处炭窑中，和山下失去了联系，断了粮食和药物。
小机灵不能忍受八路军伤员一个个倒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悄悄地出了窑洞。
她壮着胆走夜路，突然远处传来响动，渐渐地由远及近，是铃铛声和轮胎碾压土石的声响。
她躲进路边的青纱帐，朦胧中看出是鬼子押送的运粮马车。她惊喜非常，心想今夜一定要把粮食搞到手。马车一辆辆从眼前经过，鬼子寸步不离。突然间她灵机一动，顺手抄起路边的一块石头，用尽全身力气朝头辆马车抛去，顿时枪声四起。混乱中她捡起地上的尖木棍，猛刺最后一辆马车上的麻袋……
马车远去了，天渐亮了。小机灵低头看，黄灿灿的小米弯曲成线洒在路上。她快速扯下大袄，平铺地上，轻轻捧起小米，抖动着双手，喊着：“粮食！我们有粮食吃了！”然后用力扛起粮食，奔向大山深处。
“醒醒，醒醒！”她睁开眼睛时已是在窑内，才知道是被下山找她的排长背回来的。由于长时间吃野菜加之劳累过度，她晕倒在了山路上。
20多斤小米成了救命粮。从此，八路军伤员们忘记了她的大名，开始叫她小机灵。
小机灵火线入党。没有党旗，只是在排长举起的右臂和伤员们的注视下，她举起拳头庄严地宣誓……
后来奶奶说，新中国成立后，她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选择进城里。她说自己大字不识，还是种地好，毅然回到了大泽村。
走过窑洞，我从挎包中拿出一面红旗，对三弟说，当年奶奶入党宣誓时没有党旗，我们一会儿去墓前和奶奶说说话。
这次清明假期，我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告别了三弟，继续前往深山，到了我扶贫驻村的娥峪村。
娥峪村四面环山，只有几十户人家，世代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这几年接触了这里许多村民，他们的善良和艰辛触动着我。
有时爬到半山腰，脚底起泡，不想再往前挪步，或者碰到棘手的问题不好解决，每当想要退缩时，我依然能感觉有双无形的大手在眼前挥动，推动着我前行，成为今天真实的我，坚韧的我。
我们的汽车跑在通畅的水泥路上。记得刚来扶贫的那一年，这里还是泥泞的土路。
汽车停在村口。我从挎包里掏出为村里一对80后残疾夫妇买的一部手机。我俨然看见他们坐在家里开着直播，介绍家乡的土特产，从此不用再去几十里外镇上的集市奔波。
我从后备箱里拿出几本书，那是上次走时答应残疾夫妇上小学的女儿买的课外书。她说要好好写作文，把家乡写得美美的，好让各地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她们村的青山绿水好风光。
我远远地望见点点灯光，像星星一样点缀在大山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