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五一口号”。通讯员 邸志永 摄
长城网记者 李慧英 王日成 通讯员 邸志永 刘寒凝
人间最美四月天。
巍巍太行深处的保定市阜平县城南庄镇，层峦叠嶂的群山褪去一冬的枯黄，披上春日的绿装，孕育着无限美好与希望。
站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北侧小山上眺望，远处褐墙灰顶的高楼连绵成片，街道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与司令部旧址低矮肃静的几间平房，形成鲜明对比。
回溯到73年前，将指针定格在1948年4月30日，将空间定位在这几间低矮的平房，将目光聚焦在毛泽东宿办室。
彼时，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以下简称“五一口号”）。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第一次具体描绘了新中国的蓝图，成为新中国成立的动员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五一口号”就从这里传向全国。通讯员 邸志永 摄
提出——时代的必然结果
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文物，聆听讲解，一步步走入那段历史。
“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48年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印上了岁月的金色痕迹，伴着95后讲解员孙旗绮抑扬顿挫的声音，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五一口号”动员成立新中国，历史仿佛顺理成章。
然而，历史的选择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唯一道路。
“近代以来，中华文明面临着巨大危机。政治上，1840年以来列强入侵带来的外忧，和统治制度的腐败带来的内患交织在一起；经济上，传统中国自然经济面对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挑战，极其不适应；文化上，中华传统文明与西学东渐的冲突，不断带来阵痛……”保定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冉白正说，民族危亡之际，近代志士仁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视野进行了探索和抗争。
仿效君主立宪的百日维新，失败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结局惨淡！
民族资本实业救国等经济类变革，破灭在短暂的春天里！
以法美为师的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境！
这些政治、文化、经济改革尝试，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在冉白正看来，都是路线和方向出了问题。
纵然历史的走向不能轻易用政治路线来判断，但是，解决历史问题的首要因素与核心，必须是政治路线和方向。
纵然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对本国历史命运的选择都具有曲折性，但是，各国最后的选择都具有本土性。
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运用独到智慧，创造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并为实现这个政治路线做出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全面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后，终于要开出绚烂的花朵。
纵然全文只有23条，但“五一口号”的核心，是回答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选择，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复兴探索的深切回应。
所以，站在中华文明复兴史的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结果。
当年，毛泽东的办公环境很简陋。通讯员 邸志永 摄
修改——毛泽东的深思熟虑
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后，来到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城南庄。按照当时的惯例，每年的“五一”劳动节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对外作出专门决定，发表宣言、口号。当“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案头，他深思熟虑，亲自修改。
一桌、一椅、一床，灰土地面木头房梁，毛泽东宿办室简陋异常。
透过桌面上静静的油灯，仿佛可以看到当时他伏案修改的情景。
“毛泽东同志共作了27处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说，从字斟句酌的修改，可以看出他对这次“五一口号”的重视程度。
如初稿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均被毛泽东删掉，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对第5条的修改，可谓点睛之笔。
初稿第5条为“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毛泽东将其删掉又重新起草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孙进柱认为，这处修改体现了毛泽东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五一口号”，并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
当日，“五一口号”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时，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参加城南庄会议的部分人员。通讯员 邸志永 摄
响应——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
从探索民族复兴坚定实践者的视野看，响应“五一口号”，是各民主党派的必然选择。
1946年6月底，国民党政权撕毁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此时，各民主党派和平建立民主政权的愿望不但破灭，还因各种抗议方式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一批优秀的民主人士如李公朴、闻一多等，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其一切活动“严加取缔”。民主党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走“中间路线”的做法，如梦幻泡影般破灭。大批民主人士被迫转移香港，民主活动陷入低谷。
时势逆转，有时快得超乎想象。
仅用时两年，中国共产党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264万。1948年，中国共产党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建立新中国，成为中共中央思考的问题。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制度，考验的是政治智慧。
深思熟虑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站在大历史观中，对比世界文明史和中国政治文明史，负责任地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与独裁政治相对立，与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相独立。
在“五一口号”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提出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再“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表达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共同美好愿景的“五一口号”，犹如黎明前最明亮的星，让备受迫害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群情激昂，纷纷通电响应。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12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随后，台盟、民进、民建、致公党、民盟、农工党、民革、九三学社、民联、民促、救国会等党派纷纷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
从城南庄发布的“五一口号”犹如一枚信号弹，让成立新中国的动员令从这里发出，并吸引民主人士纷纷前来。
李济深、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1949年1月联合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接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解放区，其中110多人成为一届政协代表。
由此可见，“五一口号”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今天，“五一口号”的发布已经过去70多年，站在“城南庄会议”的办公室聆听，“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声音似乎还在回荡。所不同的是，近代那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已经行稳致远地走在伟大复兴路上。
还记得，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踏雪到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脱贫攻坚动员令。8年过去，这个在太行山褶皱里的偏僻小镇，已经和全国人民一起，走在奔向全面小康的幸福大道上。
从为民族谋解放到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接力探索，接续奋斗，100年来，初心不渝。
城南庄，成立新中国动员令发出的地方，有着历史面向未来的积极探索。
阜平，新时代脱贫攻坚动员令发出的地方，有着现实呼应历史最好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