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在涿州马坊村北大刺猬坑刷苇叶，顺便还能找些草菇吃。放学时去，到天黑能刷20多把，苇子穿好系在腰间，晃晃当当地带回家，就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榆树下，用母亲自己做的黄土泥灶台烀粽子叶。
同时下锅的还有一把晒干的马莲草，然后洗红枣和江米，记得好像还有黄米。粽叶烀好后，母亲就会在我家那个小炕八仙上包粽子。四印锅一锅，大概有四五十个，晚上包完就入锅。第二天起早，我掀开锅盖，迫不及待扒开一个，洁白的糯米已被红枣浸润成不均匀的淡棕色，咬一口，软糯甜香和着苇叶马莲草特有的清香交替冲击着味蕾，那种感觉到现在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小时候家里穷，真正能吃到满锅的粽子蘸白糖时我都上四五年级了。我小时候挺馋，尤其对糖根本没有抵抗力，记忆尤为深刻。
父母要养爷爷奶奶还有我们兄妹三个，可想日子有多拮据。爷爷留给父亲一张雕花的八仙桌和两把太师椅，还有一个青花瓷的胆罐，被母亲当做糖罐锁在壁橱里，现在想来，她锁的不是那只罐，而是罐子里的糖。
联产承包责任制包田到户，我们家分了6亩地，耕种锄收全是母亲一人操持，父亲从长岭村南的储存麦秸场往造纸厂倒麦秸。那时还没修铁路立交桥，从现在的水果市场向西横穿铁路，来火车时会有看道口的把杆放下来。
人拉板车特别累。每天傍晚父亲回家后，母亲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往吊子里放一小撮茶叶，然后拿钥匙开壁橱，从胆罐里抓出一把白糖和茶叶放一起，沏一壶糖茶水。父亲就坐在那把破了的雕花太师椅上吸溜吸溜地喝着热糖茶，而我不远不近地眼巴巴看着，有时趁他不注意偷喝一口，烫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甜！
我最终没抵挡住“甜”的诱惑。一天趁母亲去地里农忙，我翻到了她藏在炕席下的钥匙，让弟弟望风，我打开壁橱，掀开胆罐盖，小手往里面抓了几把，没抓到，又往里伸了伸胳膊，摸到了，犹豫再三，最终对甜的渴望战胜了理智与恐惧。我抓了一把放在吊子里，盖好盖子，锁了壁橱，钥匙归了原位，冲上水，学着父亲的样子，我和弟弟一把太师椅上躺一个，跷着二郎腿，吸溜吸溜喝着糖水，好不惬意。
傍晚，父母回家了，父亲照常坐在太师椅上，妈妈准备给他沏糖茶。可当打开壁橱把手伸进糖罐的那一瞬间，她的表情凝住了，自言自语地叨叨着：“我记得还够沏一次的啊，怎么还剩一小撮了？”她边念叨边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我，我则装作若无其事似的东张西望。她也没问，而是径直走向灶台，拿起一根拇指粗的烧火棍，指向一旁瑟瑟发抖的弟弟。
还没等母亲发问，他毫不犹豫地把我找钥匙、开壁橱、抓糖、冲水的所有动作一股脑地和盘托出。
在我正准备夺门而逃时，母亲一个箭步冲过来顶上门。她顺势掐着我的后脖梗子把我按在炕沿上，并用拿烧火棍的手扒下了我的裤子。烧火棍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与我结实的臀部奏出清脆的和鸣。烧火棍不堪一击，断为两截，我正在为之庆幸免遭余刑之际，谁知她竟然随手摘下挂在墙上的一条纯牛皮皮带。父亲也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嘴里小声嘟囔着：“差不离得了吧，悠着点……”随后他的话就被清脆的啪啪声和我的哭嚎淹没了，接下来的几天我都不能仰卧，睡觉都是趴着。
那时一直不能理解的是，我就偷了一把白糖，母亲怎么会那么严厉地教训我。如今人到中年，似乎对那时的他们有了一些理解。一个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就在一瞬间，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也许就能成为击垮一个人的导火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亲用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6口人，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就是用每天一壶糖茶水来化解父亲的一身疲惫和压力，没有语言的表白，每天都是用固定的行动。
父母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有的只是家中琐碎事，是柴米油盐的慰藉；没有海誓山盟，有的只是悉心相对，相濡以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