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近代以来的很多职业与专业一样，社会工作源自西方，属于“舶来品”，这几乎是学界和实务界达成的基本共识。但既然是“舶来品”，就必然面临着“是否适用”和“如何适用”的问题，也即如何与中国本土社会生态相适应的问题。与此同时，很多学者和实务界的同仁们很可能忽略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原本没有社会工作么，是中国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不足以生发出社会工作这么一项社会事业？这一问题其实从属于比较经典的中国能否自行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宏大叙事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在孟亚男所著的《从舶来到本土———中国早期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以下简称《从舶来到本土》）一书中，我们很欣喜地看到了一种从实务及其本土化视角切入来进行的系统回应。
在西方专业社会工作引入本土的那个年代，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体系处于一种“混杂”指向系统“转型”的阶段，这一点在《从舶来到本土》艺术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传统的救助和慈善体系正在西方殖民入侵和本土“西学东渐”的双重动力下转型，善堂文化与运营方式也开始逐渐走向科层制管理和养教结合的综合管理服务模式；第二，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服务”的手法伴随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展的传教活动得以引入，在慈善、教育、医疗等多方面开始了“文化入侵”；第三，伴随着国民党统治的不断加强，国家主导的近代化社会福利制度逐步建立，国家开始主导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事业；第四，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农村革命道路，在“边区”的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中逐渐酝酿着一种后来被王思斌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新传统”。这些“混杂”凸显了后来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工作样态的所有核心要素，由本土的慈善制度和文化传统，有几乎与西方同步的专业社会工作的“舶来”，有带有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民党的国家社会治理的救助和福利制度的“转型”，也有着具备社会主义制度传承的民政部门与社会团体主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性质的“行政性社会工作”。这就给我们认识中国内地早期社会工作提供了一个纵贯近40年的结构性框架，也就为我们解决如何定性中国本土社会工作提供了历史基础。
要回应当代问题，就必须回到历史。中国早期社会工作得以发展的四条主线分别对应着四个特质：第一个是传统性，即在系统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慈善文化和救助体系并未断裂，而是也在转型中得以赓续；第二是“舶来性”，即确实在中国早期，也包括在当代，由西方引入的专业社会工作提供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和技术方法；第三是制度性，也即尽管时局动荡，但国家的整体转型仍然在体制上为社会工作提供了一种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在国家治理中的行政安排；第四是分化性，即在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统治时期，在西方舶来的社会工作在内地“试验”并得以推广的同时，另一套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的本土社会工作新传统也得到了发展，并伴随着革命的成功而成为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体制机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体系传统和之前中国本土的慈善和救助文化一道，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工作最本土的生态环境要素，也就成为我们今天为中国社会工作定位的关键要素。
据作者在书中交代，中国早期的专业社会工作实务是相对丰富的，尽管时间较短，但也基本实现了从舶来到本土化的过程：不仅在形式上覆盖城乡，在方法上也有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以及社会行政等与国际几乎同步的方法实践；在对象领域上也有了儿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荣军工作、劳工社会工作等，甚至有了国家主持推行的“特种人员”职业评价机制。但同时也应该正视的是，作为外来的职业和专业，与国民党的统治一样，并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也缺乏真正系统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能力。这并不是历史成败论，而是基于专业社会工作自身的特质：西方文化为背景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问题。这才是我们讨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历史前提，同时也是指向当代和未来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舶来到本土》一书最后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当代中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忽视了对中国早期社会工作历史的研究，尤其忽视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政工作传统与第二次引入后的西方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互构关系以及后续发展关系，而这恰恰应该是考察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最大现实。而这一现实恰恰回应了本文在开始提到的那些基本问题：第一，在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源自西方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和方法技术已经开始全面嵌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已经开始实现与“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分工协作和系统融合；第二，当代的学界和实务界都不能回避的是，源自中华优秀文化的慈善和助人制度也仍然和应该在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构建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作者：张岭泉，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孟亚男著：《从舶来到本土———中国早期社会工作实务研究》，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