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轻了，云淡了，秋天来了。
那年秋天，我在阜平县文化馆工作。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写好一个小戏，到年底代表全县参加保定地区的文艺汇演，争取一炮打响，获奖回来。那时候我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几篇小说，领导说我会写，就把这么艰巨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
我哪里会写剧本呢？我刚刚学习写小说。
那天上午我正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一出小戏的结构时，忽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二小。我的天，这是谁呢？我师范学校毕业，一参加工作就是教书，就是老师，到了文化馆以后同事们相互称呼还是老师，从哪里喊出来一声二小呢？
我抬头一看，是父亲站在了我的面前，是父亲笑嘻嘻地喊我二小。父亲有细高的个头、红润的面孔，站在那里，朴实得像田埂上一棵成熟的高粱，浑身都是一股泥土味儿，一股庄稼味儿，一股汗香味儿！
我赶紧请爹坐下，给他倒了一杯开水。
我问：爹，您怎么来了？有事？
爹说：没事。今天城里逢集，我跟生产队长请了假，来赶个闲集。
我老家离县城20多里地，山路弯弯绕绕爬坡上岭，溪水哗哗流淌唱歌吟曲。爹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一步一个脚印走到县城来，真是非常不容易，难怪他的额头上汗水淋漓，坐下来之后还是气喘吁吁。
我拿过毛巾给爹擦了擦脸，再一次问道：爹，有事？
爹想了想，笑了：二小，我好喝粥，来买几斤小米。
说来惭愧，由于种种原因，爹现在是一个人过日子，每一天忙完了地里忙家里，放下锄头还得拿起烧火棍，一日三餐自炊自食。母亲在我3岁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爹含辛茹苦把我拉扯成人，将我送到学校，叫我读书识字，好好学习。
想到这些我眼里有了泪花。
爹看见了，赶紧把他手里的毛巾递给了我。爹问我这一阵子忙什么，我说忙着写东西；爹又问写什么，我说写剧本；爹说那你一定要写好，乡亲们都说，到文化馆工作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中午饭我陪老爹在饭馆吃。我要了4个菜半斤酒两碗炸酱面，爹说吃不了可吃不了，瞎了可惜了的，又让我退了两个菜，只留下一盘炖豆腐和一盘炒鸡蛋。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半斤酒我们父子俩也没喝得了，爹把剩下的酒端起来，送给了另外一位就餐的老汉。爹说老哥，你把这点酒喝了吧，味道挺醇挺香甜，对不起，这是我们剩下的，扔了可惜了的。那个老汉很高兴，双手把酒接过去，连着说了好几遍：老哥呀，谢谢你，谢谢你。
饭后我们到了集市上买小米。看了好几家，都没有买成——爹或者嫌人家的小米粗糙，不够精细；或者嫌人家的小米成色不好，说黄不黄说白不白的；或者嫌人家的小米没有味道，捧在手里都闻不到香甜气息。我说爹呀，差不多咱就买了吧，您大老远地来了，可不能空着手回去。爹说，小子，咱花钱得买个如意，不如意的东西是负担，是累赘，是心病，怎么能拿回家里去？
结果爹来买小米，却没有买小米。
秋日天短，在集市转了一遭，太阳已经偏西了，有风吹过来，绵柔而凉爽，香甜而舒适。爹拍拍我的肩头说：二小，你回吧，爹还有20多里地，该走了。
我不能让爹回去，我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到爹了。
我说：爹，我屋里就我一个人住，挺宽绰，能不回去么？
爹摆了摆手：小子，可不行，眼看就要收秋了，我只和队长请了一天假。
我说：我给咱们村打个电话，让队长再给您一天假。
爹摇了摇头：小子，什么也别说了，我住在你的办公室，哪里都和咱家里不一样，生疏得很，怕是睡不着觉！
爹的话我理解。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看望老人，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看着满窗户的月光，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爹问我：二小，是有跳蚤咬你么？你到我被窝里来吧，我这里不咬，要是咬叫它咬我！我笑了说：爹，那跳蚤也认识人么？爹说：儿呀，它咬咱们两个人，可以轮换着咬，总比只咬你一个人好。过来吧，你睡不着，爹也睡不着！
在爹的眼前，已经做了中学教师的我，似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三四岁的孩子！
其实是因为睡觉的环境变了，一时不好适应，所以不好睡着。
沿着坎坎坷坷的路，我把爹送到了城外。
出城就是山，我们上山了。秋天的家乡色彩斑斓，是一幅美丽的画图，蓝天白云之下，大枣儿红了，谷穗儿黄了，稻禾熟了，瓜果香了，也有鸟儿在树上歌唱，也有羊群在山坡上吃草。走了大约2里地，爹停下脚步说：二小，别送了，你赶快回去吧，你还有任务，你要把你的事情做好！
爹挺了挺腰板又说：小子，你放心，爹今天很高兴，再走20多里地没有问题！
我说：爹，可是您没有买到合适的小米……
爹拉住我的手说：小子，爹今天不是来买小米的，明白了么？
那是1965年的秋天，距今已有55年；我写的那个小节目，还真的捧回一个大奖来。我说给爹时，爹又重复道：儿呀，乡亲们都说，到文化馆工作的人都是有文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