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务工子弟赴衡水读书 只为高考不吃亏(图)

三

车窗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车厢里的情绪也开始变得微微躁动起来。

车厢里的孩子吃完学校给每人准备的晚餐——牛奶、面包、火腿肠和矿泉水，开始显得无事可做。

几个孩子撒娇似地喊着：“老师，怎么还不到啊？”还有人一会儿喊热，一会儿叫冷，将衣服边蹭得黑乎乎的棉袄，脱了又穿，穿了又脱。

无论是离开老家，还是离开父母，大部分远离亲人来到衡水的孩子，都要度过一段艰难的适应期。

黄庭远刚被送到衡水的头一个月，“几乎天天哭”。回想起那段“骨肉分离”的日子，母亲刘建哲语气里仍然难掩心酸，“我也天天哭”。夫妻俩还为此吵过架。

刘建哲当时心里翻腾着：“把孩子送走是对还是错呀？”

实在忍不住了，刘建哲和老公开车去衡水看儿子，“就跟探监一样”。但学校不提倡父母去看孩子，他们的理由是，“担心影响其他孩子的情绪”。这对心疼的父母只能在校门口瞅几眼儿子，寒暄几句。

儿子在家哭闹着不想上学，爸爸就跟他商量，“每次坐火车去上学，回来开车去接你”，再将儿子哄出家门。

为了每月中途看一次儿子，夫妻二人开车去衡水，周六晚上把儿子从学校接出来，在宾馆住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学校去。

15岁的的冯浩宁去年被送到衡水，现在上初一。她说，开学刚两三天时，有个女生突然趴在课桌上哭了，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回答：“我想家了。”当时全班同学都沉默了，教室里变得很安静，有人默默地流起泪来。

第一个月，冯浩宁在课桌上贴了一张手绘的小日历，“过一天就划掉一个，一天天感觉就过得快了”。

孩子们用快乐以及容易健忘的天性来稀释对家的想念。过了半年，黄庭远逐渐适应了离开父母的日子，他不再要求父母每月中途去看自己，冯浩宁的课桌上也不再贴小日历了。

到了高年级，青春痘冒了出来，男生唇边长出绒绒的胡须，女生的胸部也开始隆起来。在这个迎接青春期的过程中，这些离家的孩子不可能拥有父母太多的陪伴。一些女生迎来成长发育的重要生理现象时，母亲并不能第一时间安慰她们的慌张。

一个五年级的女生说，她第一次来月经时，坐在床上吓坏了，大声喊：“我流血了，我流血了。”后来，她惊慌而又羞怯地去办公室找女老师求助。

一些孩子是在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班时就被父母送到衡水来，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位老师说，“冷热不知道怎么穿衣服，有的会把秋衣穿到毛衣外面。”而有些女生最喜欢的小辫儿，“都是每天老师给梳的”。

亲情电话线每周一次穿越阻隔在亲人之间的270公里。每周六晚上，家长可以把电话打到班主任的手机上，跟孩子说会儿话。因为想打进来的电话太多，每次这个亲情电话都会被打爆。

周六晚上6点一到，刘建哲夫妻俩各自握着一部手机，他们总结了一套打电话的秘诀。“一个人先打，一般打进去会占线，即使占线也不挂掉，手机里会一直响着‘嘟嘟’的声音，一直数到第九声，另一部手机继续往里面打就接上了，即使占线，也一直要占着。”

刘建哲拨弄着手机屏幕上的未接通电话显示，“一次要打好几十个呢”。她说，最多一次，他们夫妻轮流拨电话，一直占线一个多小时才打进去。

按规定，每次通话两分钟，有时候也可以放宽到三四分钟。孩子们都显得很自觉，“自己说多了太自私”。

但也有的孩子不希望父母每周打一次电话，“因为一打电话就会更想家了”。

衡水火车站和北京西站，几乎每个月都要迎送几百个穿梭两省的读书娃。有媒体拍了一组北京务工子弟坐火车上学的照片，称这群孩子是“去衡水上学的北漂孩子”，还有人称他们是“候鸟”。

四

熬过了将近3个小时，火车快进北京西站了，车窗外闪烁着霓虹灯，高架桥缓缓而过。

座位上的孩子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开始想伸手够行李架上的书包，还有的穿上了棉衣，将脑袋套在帽子里。

火车刚停下，隔着糊着一层雾气的车窗，有几个家长站在外面冲车厢里的孩子挥手。

每次放月假，刘建哲也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儿子。刚把儿子送到衡水时，有一段时间她有些后悔，觉得不能把孩子留在身边，“特别对不起孩子”。

黄庭远出生在北京，在北京上了幼儿园。2007年，家里在海淀区的清河买了房，黄庭远进入片区里的一所小学上学。按照排名，这所小学是一所“二级二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普通小学”。

儿子上小学，起初刘建哲夫妻两人“觉得还挺顺利的”。后来，学校因为修地铁而拆迁，“在一间活动板房里上课”。当时，刘建哲感觉“不太好”，考虑给儿子换个学校。

这个“初中没读完”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好好读书，“不要受我的那些苦”。她1998年到北京打工，后来开了一家服装店。

在昌平的另一套70平方米的复式房子里，刘建哲掏出一个饼干盒，里面装着儿子的奖状。她将这些奖状拿出来，再一张张摊开，念道：“三好学生，跳绳比赛一等奖，优秀试卷奖。”

家中墙壁上还挂着一排儿子的照片。照片里的小男孩，长得白白壮壮的，脸上有点婴儿肥。

这对在北京打拼10多年的夫妻，在北京已经拥有两套房，还有车。他们觉得，“养活儿子是足够”，但是这家人没有北京户口。

没有这张薄薄的小卡片，想找一所更好的公立学校，夫妻两人觉得并不容易。他们考虑北京的私立学校，但听说“有的学校一年收费10多万元”，他们又觉得不值，“还不如把钱留着以后给儿子做别的用”。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北京上了一所他们眼中的好学校，也始终绕不开的问题是，“将来高考呢，还是要回老家去考”。

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冯浩宁的家人。冯浩宁在北京上到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开始发愁她升中学的事情。眼看着高考也不远了，他考虑的是，“北京跟老家河北学的不一样，北京这边学校重视全面发展，老家学习抓得紧，到高中再转回去怕孩子学习跟不上”。

在父母们犹豫的天平上压下最重一块砝码的是未来的高考。这些离开家乡在北京挣钱的父母中，有人说，“宁愿舍弃一些亲情，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考不上好大学”。

将女儿冯浩宁送去衡水，在北京做装潢材料生意的爸爸也舍不得。他说，“孩子的舞蹈跳得很好，但去了那边这个特长也只能放弃了。”

但他还是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的。有现实的例子摆在面前，冯浩宁的哥哥小学时就被送到衡水，“那会儿连衣服也不会穿”，后来他回老家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

（责任编辑 ：叶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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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留守儿童，高考成绩，常住外来人口，务工，候鸟，北京户口，五证，家长